那段时间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园推广、数据和合作上。每天打开电脑，第一件事就是看后台。多少人访问，多少人填写资料，多少条信息进入数据库，我开始习惯用数字判断一切。数字增长，说明方向正确。数字下降，说明哪里出了问题。那个时候的我，以为只要掌握足够的信息，就能解决大部分事情。
那段时间，我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校园推广、数据和合作上。每天盯着网站后台，看访问量、咨询人数、转化情况，计算下一步该怎么走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发现母亲开始频繁往医院跑。一开始她没有告诉我太多，只说身体不舒服，去医院看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并不是检查出了什么新的结果，而是身体越来越撑不住了。癌变的位置开始出现破溃，疼痛也越来越明显。她去医院，大多只是打一些消炎针、吊水，缓解眼前的不适。
那些所谓的保健品，我劝过她很多次。我告诉她，那些东西改变不了什么。可她始终不愿意完全放弃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人到了真正绝望的时候，抓住的往往不是某个东西，而是那个东西背后的希望。哪怕那个希望并不可靠，只要它还存在，就能让人觉得自己还有继续坚持下去的理由。
她并不是相信那些保健品真的能治好自己，而是不愿意承认，自己已经没有别的办法。可身体不会因为相信希望就停止恶化。当病灶真正暴露出来，疼痛越来越明显，她最后那层心理防线也终于被现实击穿。她开始主动提起手术。她告诉我，以前不是不想做，而是害怕自己上了手术台，就再也下不来了。可现在她也明白，继续拖下去，可能同样没有多少时间。
我心里其实一直隐隐知道，她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。清楚归清楚，可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妈以前经常跟我唠叨一句话：“你可以不在医院工作，但不能不懂医。”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奇怪，可放在我们家，却一点都不奇怪。我们家三代都跟医学沾着关系，我姥姥的母亲家里，开过当地最早的一家妇产专科医院。姥姥十四岁就开始学着做助产士。到了我妈这一代，她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进了医大学习。后来碰上知青下乡，学业中断，她在乡下做了几年赤脚医生。再后来回城，她没有继续学医，而是转了行，进了国企大厂，最后成了一名工程师。
按理说，这样一个家庭，对疾病应该比别人多几分警觉。可最讽刺的地方也就在这里。三代学医，可真正到了自己身上的时候，她也只是一个普通人。我妈比谁都清楚自己的身体，也比谁都明白后面可能发生什么。可明白，不代表就能改变。有些事情，不是知道了答案，就一定能避开结果。
我妈挂水的那家医院的医生看过以后，也建议她尽快手术。她在医院住了半个月，每天靠输抗生素控制炎症，等待后续安排。可事情并没有像想象中那么顺利。真正到了手术方案确定的时候，母亲和医生之间出现了分歧。她有自己的考虑，她想按照自己的理解调整方案，而主刀医生认为，有些事情不能按照患者的想法来决定。最后，手术没有做成。
现在回头看，那时候的我其实已经隐约感觉到了什么。我不懂医学，也无法判断具体到了什么程度。但我知道一件事。如果我高中毕业那个时候，她就选择做手术，情况可能完全不同。那个时候，病灶只有黄豆粒大小。六年过去，原本隐藏在身体里的东西，最终还是突破了表面。我不想承认那个最坏的结果，可有时候回头想想，我妈这一辈子，好像总差那么一点运气。
后来，我们又换了一家医院。这时候，原本破溃出来的肿瘤已经长得很快，没多久就有鸭蛋那么大。医生看过以后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这病耽误了。”检查重新做了一遍。负责这件事的是个年轻医生，脾气挺大。我妈和他因为手术方案的事情，前前后后吵了两次。他的态度很明确：方案怎么做，应该由医生决定，患者只需要听话。我妈当然不服。她自己懂一些医学，也有自己的想法，两个人谁都不肯让。
最后，主任出面协调，态度一直比较温和，耐心听完双方的想法。经过沟通，医生也根据实际情况，对手术方案进行了调整。这一次，手术终于确定下来。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才明白，之前那些关于手术方案的争论，已经不是决定结果的关键。真正无法改变的，是这六年时间留下的结果。
磁共振已经能看到轻微的骨转移，医生也说情况不乐观。眼前这个情况，和六年前那个只有黄豆粒大小的病灶，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些方案上的争论当然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可无论最后怎么调整，都已经没有办法把时间倒回六年前。我们争来争去，不过是在一个越来越小的选择空间里，试着寻找一个还能走下去的办法。
手术那天，我去的很早，给主任塞了五千块钱的红包。那个年轻医生的红包，我也给了，他没收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那时候的我，既不懂医，也没有办法替她做什么决定。能想到的事情，好像就只剩下花点钱，求个心安。钱当然买不来什么。可当一个人真的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的时候，哪怕明知道没什么用，还是会想做点什么。
我妈进手术室以后，我心里一直悬着一根弦。我甚至想过，会不会像之前被人威胁的那样，她真的就下不了手术台。可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事情已经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。她在观察室的时候，我进不去。负责护理的阿姨，我也塞了五百块钱。其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给，只是觉得手里总得抓住点什么。可进去不了，什么也帮不上。我就去买她平时爱吃的东西，那时候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。
我记得临床住着一个老太太，儿子是上海大学的教授，话很多，坐在那里侃侃而谈。他们家有个孙女，和我年纪差不多大。有一天中午，那女孩说不知道哪里能买到午餐，便下楼去看看。我也在楼下，她站在那里四处看，像是在找卖饭的地方。后来她转过头，朝我望了一眼。我记得那一眼，我知道医院附近哪里有卖饭，也知道该往哪边走。可那时候，我只是看了她一眼，就把目光避开了。我没有告诉她，换作平时，这种事情我随口就能告诉她，甚至还能顺便聊上几句。可那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想说。
现在回头想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那时候到底在想什么。好像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心里有一部分东西，慢慢沉了下去。后来很多年，我都没有再碰到它。病理结果出来得很晚。那几天，我不知道点进去看了多少次查询页面。每一次刷新，其实都抱着一点侥幸，希望结果会出现变化。可最后出来的，还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报告上那些陌生的医学术语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——晚期癌症。
我还是不愿意相信，又跑去病理科问了一次。那个女医生告诉我，报告出来得慢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无法判断，而是因为这个病例比较特殊。肿瘤发展到这样的程度，并不常见，病理科需要反复确认。为了避免判断错误，这份结果前后做了三次，结论都一样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有些结果之所以让人难以接受，不是因为它突然发生，而是因为你心里其实早已经隐约知道，只是不愿意承认。
那个主任说，如果往乐观了看，也就不到一年。二周多以后，我妈要出院了。那是春节前几天，我说打120回家。她却说自己能走，下楼打个车回去就行。我也没再坚持。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，东北的冬天，春节前，又赶上下雪，打车会这么难。我们站在医院楼下的雪地里。车迟迟没有来。我想过打电话让朋友开车过来，可他们赶到也需要时间。最后，我只能陪着她站在那里等。钱也好，红包也好，之前那些我以为能够解决问题的东西，到了那一刻，好像突然都失去了意义。我就站在那里，看着我妈裹着衣服，在雪地里等车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真切地觉得，自己前所未有地没用。我甚至连一辆车，都没办法及时给她找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