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爸，教育口那旮旯衙门里坐了十几年的老蛤蟆。对，就是蛤蟆——不是那种雨后乱跳的，是缩在泥底下的那种，动也不动，活像给别的蛤蟆垫背的踏板。官没捞着，错也不敢犯，规矩到头发丝都拿尺子量着梳，皮鞋亮得像脸上抹了层漆。
回了家，第一件事不是吃饭，不是坐下歇气，是擦地。那墩布一甩，水声哗啦，像在抽自己耳光，狠狠的，像要把在单位攒了一天的窝囊，全抽进地砖缝里，扫干净了才敢喘口气。
他那辆老“二八大杠”，车把上缠着的破胶布早包出了油光，铃铛也哑了，不响。他也不修，就那么推着，和他这人一个德性——不闹腾，也不出错，死气沉沉地喘着，一天拖着一天，像是在熬命。
要说他身上还剩点活人气，也就那几口黄汤，几串油亮的肉。小马扎一搁，啤酒瓶子冰得冒汗，往嘴里一顶，那眼神才像给人松了松绑，像这日子再硬，也能靠点油星子和酒精，糊过去一天算一天。
我要是凑过去想蹭口？甭想。他眼一瞪，嘴角油光发亮，板着脸甩我一句：“小孩儿不能吃这玩意儿，不健康。”说得义正辞严，像专为我好似的。呵，可不就是他那点被生活熬得发苦的老骨头才配进补？我呢，就该在一边当木头干巴着，看他演一出“人间值得”。
我妈总念叨，说他没文化，放个屁都要在肠子里打个转再斟酌出口气。可说来也怪，他那字儿写得还真拿得出手。年轻那阵学过木匠，家里那几件桌椅柜子，全是他吭哧瘪肚，一刀一凿整出来的。手艺不差，就是没整出个硬气的腰板。他能混进教育口那摊死水，全靠我大姑父——当年教育口一把手。大姑父提拔出来的马叔，如今都干到副区长了。他呢？就配在别人靴底下翻点泥点子，连响儿都不敢出。
我上幼儿园那会儿，不知道是我爸走了哪门路子，还是我大姑父指缝里抖了点残渣，他竟真在区里一所学校门口“划拉”下一块地。那神情，像捡了块狗头金，张罗着要“干企业”、置房产，口气大的能把天吹裂。
盖房那阵仗不小，爸妈两边的亲戚，不论出钱出力，全都扑上来，跟闻着腥味儿的苍蝇似的。可房子刚露个影，事儿就炸了。原因？我爸那张嘴，比裤腰带还松，这边一句承诺，那边一句口风，结果许了东家，搭了西家，两头都翻车。亲兄弟？明算账？扯淡，直接算成仇人。从那以后，谁见了他，眼神比冰碴子还硬，恨不能把他钉门板上。亲戚圈里，他也算是“烂透了”，言而无信四个字，像烙铁印在他那擦得发亮的脑门上，谁看谁躲。
至于“红星汽修”“红星超市”这招牌？听起来正气凛然，实则遮羞布。那年月搞私营，跟踩红线没区别。不挂个“红星”这种集体壳子，不找个单位靠挂，你连呼吸都算违规。房子是盖出来了，可年年都得交“靠挂费”给隔壁学校——说白了，就是拿钱买张脸皮，死皮赖脸靠在体制的墙根底下，换一口喘气的机会。跟条丧家狗花钱蹭个屋檐，又有什么两样？
刚开张那阵，全靠我姥爷镇场子。老头儿是八级钳工，几十年在车床铁屑里打滚，手上的老茧硬得能硌断钢筋。修摩托车？人家腰都不弯，耳朵一支棱，听声就能报出毛病。车一修好，保准没人回来找过茬。那时候的红星修理部，门口还有点人气，也有点体面。
可好景不长。我爸那边那群“人精”，眼珠子一转，馊主意就来了。家里吵架，十回有八回，是我爸三姐搅的局。她嘴里灌出来的话，我趴在门缝儿里听得清清楚楚：“老幺，钱得攥自己手里……”“你老婆太精……”就这些滴着油的烂话。三言两语，把家搅得像进了鼠窝，连房顶都快掀了。
我姥爷那老倔头儿知道后，啥也没说，坐在后院抽了一根烟，火星都快烫到手指。烟一磕，屁股一拍，走了。没吼没闹，像一根梁塌了，天塌下来也是哑着塌。
门脸房空下来了，怎么办？嘿，还真没让人失望——最后租给了谁？我爸三姐介绍的老张头和他那傻儿子。父子俩合伙干，修水箱、补车带、打气充胎。那儿子脑子拐不过弯，看人时眼神直得像铁丝。我爸那会儿，也不知道是良心突然冒泡，还是被亲戚啃怕了想积点德，看他们可怜，租金一月只要二百块——白纸黑字？连张纸都没有，全靠嘴说。真要追究起来，一口唾沫都不够打官司。
就这么着，稀里糊涂地过了五六年。日子像一潭死水，风没动，草没动。我爸还在擦那块永远擦不干净的地板，我妈照旧在唠叨。两个人一边耗着，一边憋着那口气，盼着这苦日子哪天能翻个身——哪怕翻出个馊馒头，也算给这命出了点声响。
直到那天——旧区改造来了。
轰的一声，天没塌，但砸下来的不是馅饼，是金疙瘩！“红星汽修”“红星超市”那两间巴掌大的铺子，一夜之间翻了身，成了香饽饽。那时候我爸妈的眼睛，真叫一个亮，亮得像夜里开了远光灯，走路都带风，说话都带颤，像是苦了一辈子的账，总算让老天打了个对勾。
这不是好日子来了，这是坐着火箭奔着天花板撞上去啊——他们真以为，命运拎着金砖，要往他们头上砸出个富贵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