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一点点泛白，走廊里的灯光显得愈发惨白。病房门被轻轻推开，大雄独自走了进来。他没有带旁人，脚步也放得很轻。走到病床边，他微微俯身，压低声音。“有人在打听你的入院记录，消息暂时被我压下去了。”我攥紧被子，腹部的伤口被牵动，钝痛随即散开。“是谁？”“查不到，没法断定就是玉罗刹那边。”大雄看着我，神色平静，“医院也不是保险箱。”

他说完，停顿片刻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医生明天会评估你的伤口。没问题的话，我尽快安排你出院。”我没再问。大雄既然没有查到，就说明他手里暂时没有更多消息。再问下去，也问不出什么。他没有久留，很快便转身离开。我躺在床上，听着走廊里零星的脚步声。窗外渐渐亮了，我试着把那些零散的线索重新拼在一起，可每一种解释都缺少关键的一环。可能性越来越多，真正能够确认的东西却没有增加。

没过多久，小洁推着换药盘进来，开始晨间查房。她熟练地拆开纱布，清理伤口，再重新包扎。动作很轻，话却不多。收拾好东西后，她抬头看了我一眼。“伤口还疼吗？”“还好。”“那就好好养着，别乱动。”她把用过的纱布收拾好，推着换药盘去了下一间病房。我看着她走出去，没有再说什么。清晨查房时段，主治医生走进病。他拆开敷料看了看，又问了我几个问题，随后重新包扎好。““今天可以出院了。回去以后按时换药，近期不要剧烈活动。”

他在病历上记下检查结果，交代完注意事项，便让我去办理出院手续。护士交代了后续换药和休养的注意事项。我收拾好东西，拿着出院材料走出病房。转过走廊拐角时，我碰见了下班回家的小洁。她已经换上了便装，看见我，脚步顿住，眼里掠过一点惊讶。 “今天就走了？” “嗯，医生说可以出院。”

她看了看我手里的一堆单子。“我也下班了，一起出去吧。”我本想说好，话到嘴边，却又改了主意。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就行。”小洁看了我一眼，没再坚持。两人一时没说话。走廊里有人推着治疗车经过，车轮碾过地面，发出轻微的声响。过了一会儿，她忽然问：“我们以后还会见面吗？”我愣了一下。“会吧。”话说出口，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含糊。小洁倒没在意，只是浅浅笑了笑。“那你自己多注意身体。”“你也是。”她点点头，转身朝医院出口走去。我站了一会儿，才朝电梯走去。

我一个人走出了医院。除了步伐比平时慢些，外表已经看不出受过伤的痕迹。我没有给大雄打电话，也没有让他派人来接，只是沿着路边慢慢往家走。阳光落在身上，暖意透过衣服渗进来。路边的公交车站挤满了人，有人低头看手机，有人踮着脚张望，还有人不断抬头看着驶来的车辆。车门一开，人群便拥了上去，很快又空出一片地方。医院离家并不远，平时十来分钟就能走到。那天，我走了将近半个小时。

走到大院门口时，我看见了刘工。他头发已经全白，拄着一根金属拐杖。大院里的人都这么叫他。我们迎面走来，相距两三米时，他没有看我，只是低头往地上吐了口痰，随后拄着拐杖从我身边走了过去。这不是我第一次碰见这样的情景。印象里，每次遇见刘工，他似乎都会这样。有时我甚至觉得，他是故意的。可他从没看过我一眼，我也说不清，这种感觉究竟从哪里来。我在单元门旁停了一会儿。等我回过头时，刘工已经走远了。

我还在琢磨刘工刚才那一下究竟是什么意思，阿文他妈买菜回来，正好看见了我。我随口问了句，好久没看见阿文了。她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，连说话的声音都高了几分。“阿文啊，在北京呢，读博士呢！”她说这话时，眉眼间藏不住笑意，像是终于能把压在心里的那口气吐出来。我跟着夸了一句：“咱们大院总算出博士了，阿文真争气啊。”

她笑着应了几句。我听着，眼前却渐渐浮现出小时候的阿文。那时候的阿文白白净净，胖乎乎的，像个刚出锅的大白馒头，透着股憨厚劲儿。可这“馒头”跟我们这些满院疯跑的野小子不是一路人。他家那一单元，住的清一色是司法口的人。他爸文叔，更是座又高又壮的“小山”，平时难得见他露面，偶尔在院子里碰见，也是脚步带风，一脸威严。

后来我上初中，有一阵子忽然发现文叔变了。他瘦了。不是一般的瘦，而是整个人仿佛缩水了好几圈，原先那座山，眼看着矮了下去。他开始常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。我当时还挺高兴，以为他减肥成功了，回家跟我妈说：“妈，您看文叔，以前跟座山似的，现在都快瘦成土坡了。”我妈没接话，只是叹了口气。没过多久，我就看见小文家单元门口摆满了花圈和挽联。邻居们压低声音说话，我才懵懵懂懂地知道，文叔不是减肥成功，而是得了癌症。人已经走了。时光推着我们往前走。

我上了高中，第一年读的是一所私立学校。巧的是，阿文也考进了那里的初中部。这对发小阴差阳错，又坐上了同一辆往返的校车。阿文还是那么腼腆，校服穿得一丝不苟，眼镜片后面是一副专注的样子。而我呢，课本早成了摆设，脑子里全是网上捞钱的路子和秘密武器蛛网。我俩并排坐着，却常常没什么话说。偶尔他拿着一本翻得卷边的英语练习册，指着某道题问我，我支吾半天也答不上来，只能尴尬地挠头。他也不恼，只是笑笑，收起练习册，扭头看向窗外。

高二那年，我转学了。不过回家时，偶尔还能在公交车站碰见等车的阿文。他好像又长高了些，也更安静了。高中毕业后，我像脱缰的野马，基本没再见过阿文。只是偶尔在街角巷尾，能瞥见他妈匆匆走过的身影。最难忘的一次，是一个寒风嗖嗖的傍晚。我远远看见她站在一家小店门口，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招聘广告，正急切地跟店主说着什么。昏黄的路灯把她单薄的影子拉得很长。后来听院里的老人说，文叔走后，为了供阿文继续读书，她一直在外面找活。

其实，阿文家和我家，又有什么两样呢？都是家里出了变故，都是一位母亲咬着牙，想把日子撑下去。只不过后来，阿文一路读到了北京，成了博士。他妈总算熬出了头。我妈也曾拼命撑着这个家。只是后来，她没能等到那一天。我转身往楼里走。走在平地上还不觉得，爬起楼梯来，每上一步，伤口就跟着疼一下。我一步一步上了六楼，只想去看看我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