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爸在教委上了十几年班，没升过职，也没犯过错，头发梳得一板一眼，皮鞋擦得锃亮。他爱干净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擦地，墩布拖得哗哗响，像是把一天的委屈都甩进地砖缝里。他骑辆老二八车上下班，车把胶布缠着，车铃哑了但他从不修，像他人一样，沉默不响地耗着日子。
如果说有什么爱好，他就爱喝点啤酒，撸点烧烤。每次坐在马扎上喝一口酒，他眼神就放松点，像是这日子还能过。但每次我凑过去想吃，他都推开我，说小孩不能吃这玩意，对身体不好。他自己倒是吃得满嘴冒油。
我妈常说他文化不高，说什么话都要盘算很久，但他字写得挺漂亮，他年轻的时候做过木工，家里的家具都是自己做的。我上幼儿园那年，他托人托关系在学校门口划拉下一块地，盖了间门市房。盖房时，我妈家和他自己那边的亲戚都来帮忙，干活也都卖力。可房子一盖好，就出事了——我爸当初嘴一张，两边都答应经营权，最后谁也不得好，两家人翻了脸，从此见面都冷眼。那之后，我爸背了个“言而无信”的名声，在亲戚圈里都抬不起头。
房子也没闲着，后来被隔成了两半，一边租给了个大姐开小超市，另一边租给修车的父子俩。
我上小学那阵子，下岗潮来了。我妈单位先裁人，她办了停薪留职，和我二舅合伙干起了建材买卖。我爸也撑了两年，最后也被辞了。那时候我才知道，原来我爸在教委干了十几年，其实一直是临时工，连个正式编制都没有，我记得我爸的好朋友是副区长逢年过节都去串门，我爸的侄女还是教委科长，我爸走到哪里都有熟人，谁都要说一声我爸人好，但不知道为何沦落成如此。他最后只能去了我妈那儿帮忙，干些送货的活儿。没过多久，我妈和我二舅翻了脸，撕破了脸皮，生意也分开干了。
我小学毕业那年，门市房被划进了拆迁线。开发商找上门来，说好拆一赔一，给一间一样大的新门市。可房子刚扒完，话就不认了。我爸成天在外头跑，找人，喝酒，写材料，折腾了一年，人也垮了。去医院一查癌症晚期，做了手术不到一年就转移了。我上初二那年他就走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
后来才知道，那拆迁的事压根就没签合同。我爸三姐夫是搞地产的，关系牵上了开发商，全是饭局上谈的。我爸信人，信到最后门市房搭了进去，人也没了，多年以后这事最终一分钱没拿回来。
说实话，我和我爸一直不亲。他不太管我，我小时候体质差，每年至少要发热二次，每一次生病都是我妈陪着我。很多年后，我在家里柜子里翻出他写的一封遗书，只有一句话：“我的一切财产归我妻子和儿子，其他人无权干涉。” 我读那话时没哭，心里反倒觉得，这大概是他能给我的全部了。
可即便如此，等我离开东北卖家里住的老房的时候，还是得掏出14%的产权给他那边的亲戚，因为法律规定我爷爷可以继承我父亲的财产。这就是我爸留给我的一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