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姥姥

我的姥姥的命运像东北的老厂房，砖红色的记忆在风雪中慢慢褪色。
她出生在一个曾经显赫的家族——郊区有地，市里有医院。那个年代家里的十几麻袋纸币——一夜之间成了废纸，连炉子都不爱烧。唯一能换来粮食保命的，是那一箱子银元，被藏在地窖的米缸底下，那是“硬通货”。从那以后，家道中落，像是被谁抽走了主心骨。亲戚们有人逃去了东南小岛，有的下落不明。解放后，那些土地和医院，都成了“人民的”，不是被没收，而是“自愿捐出”，换来了一句荣誉，但这些和我姥姥都没有什么关系。
因为她的母亲，30多岁就死于肺痨，咳着血走的，病得连命都悄声没了。
姥姥从小就命苦，也没念过多少书，可她学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——接生（后来我妈告诉我所谓祖传的手艺就是靠手法把胎位不正抻过来），14岁，她就成了国营万人大厂卫生所的小助产士。不是坐诊那种，是穿着白大褂拎着药箱跑到人家炕头上接生，就这样一辈子一双手接过几千个孩子，连打疫苗都得她上门。她说，那时候孩子是生不完的，人是一茬一茬的，就像工厂里不停的流水线。
姥姥有三个孩子，大舅、二舅、还有我妈。她自己养孩子，接别人家孩子，因为生孩子的时间并不固定经常夜里在患者家里熬一宿。她嘴上从来不说苦，但脸上的皱纹写满了倦意。
她辛苦了一辈子，55岁退休，我上小学前还经常去姥姥家，我记得她那时每月退休金二百多块，记得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虾片和红烧排骨，偶尔翻翻老相册，可辉煌只存在于长辈的叹息中。说一句：“那时咱家多风光啊。”可说着说着也就过去了，像饭粒掉在火炉里，冒一下就没了声。
我上小学后，就很少见到姥姥。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某一年过年的大年初三，她塞给我200块压岁钱，还笑着说：“姥姥没啥钱，别嫌少啊。”我记得那时候她有些愧疚，她看着是那么慈祥，虽然衣服旧得起球，平房屋里有些阴暗，但她眼睛还是亮的，像几十年前她第一次接生时看到婴儿的那一刻——生命，就那么软弱却倔强地落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