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1年年底，我妈身上的肿瘤已经溃破，身体经常疼得她坐也不是，躺也不是，尤其是骨头，像被锤子砸过一样疼。住进医院，医生看完检查单，说必须马上手术，时间拖不得。可住院半个月也没手术，医生坚持要植皮，说标准流程就得这样。可我妈不认可植皮方案，她觉着自己身体受不了那么大折腾。

没办法，我们换了一家医院。这家医院的医生说不植皮技术上可以操作，2012年一月初，手术终于做了。

我记得很清楚，那年冬天我人生第一次给医生送红包。我揣着5K块钱给了普外科主任，心里七上八下。其实那时候我一点经验都没有，现在想想，那钱该分给几个关键人：住院医生、主刀医生和麻醉师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可我当时什么都不懂。

我妈住院那会儿，住院主管医生整天耷拉着脸，说话跟淬了冰碴子似的。我心里头直犯嘀咕，趁着换药的空档硬塞给他个1K块的红包,人家跟捧烫手山芋似的原封不动给我推回来，甩下一句"跟这事儿不搭边儿"，扭头就走。

母亲出院那天，雪片子像鹅毛般往下砸。原想着叫救护车送回去，可母亲大约是心疼那几个钱，执意要打车。眼瞅着春节将近，我俩在风雪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蹚了近一个钟头，愣是没拦着一辆空车。瞅着母亲那手术后单薄身子在风里缩着，我这心窝子像是被冰锥子剜着似的疼，攥紧的拳头里，是对钱这东西，从未有过的、火辣辣的渴望。

她在那个国营大厂工龄超过了三十年，最后却像块废铁一样，被毫不犹豫地踢出厂门。住院、手术、化疗，全靠自掏腰包，厂子没了影，医保也断交了，这时候家里还有钱，没钱真只能躺平等死啦。我看着她从一个挺拔的人，一点点塌下去——塌进病床，塌进回不了头的病情，也塌进这冷硬的社会缝隙里。

那段时间，我整个人都散了。做什么都提不起劲头，吃饭尝不出滋味，说话也懒得多费力气。原本顺风顺水的外汇交易，人心浮气躁，操作失了章法，接连数次惨败。我明明还活着，却像根断了电的电线：外表裹着完整的壳，内里早没了电流流转的温度，只剩具空荡荡的躯壳在时光里晃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