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是奥运会前夕，母亲说：“树挪死，人挪活，得出去看看。”于是她带我踏上了前往西安的列车。列车上，我们遇到了一位乞讨者。母亲从包里翻出一些零钱放在桌上，然后低声对我说：“这些人大多不是一个人在行动，后面都有组织。”
从家到西安需三十多个小时，对年少的我来说太过漫长。火车到了秦皇岛，我们便中途下了车。那时秦皇岛的车站略显简陋，这季节也不适合去北戴河玩，于是我们在城里随便转了转，傍晚就叫了辆车去了唐山。
唐山是座沉重的城市，老工业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待了二天就坐上高铁前往北京。
北京火车站的安检已明显升级，整座城市也因此显得愈发忙碌而紧张。母亲说，怀着我的那年她曾来过北京，那时她去爬长城，却没能登顶。这次本想弥补当年的遗憾，最终又因路途遥远而作罢。
我们在北京停留了将近一周，住在二环西单附近一家小宾馆。那时周边楼盘每平方米八九千元，最小的一套也要七十多万。母亲满脸是掩不住的渴望。但她只是摇了摇头，说：“要把老房子卖了才能买起。”
临行前那天，母亲带我去了“帽子部”的接待室。那处地方藏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，门口排着长队，几个穿黑西装的人在人群中来回巡视，逐个低声问：“哪个省的？来这儿什么事？”母亲拿出材料，简单答道：“家里的门市房没了，人也快没了，日子过不成了。”那人看了一眼，点点头说一句：“你的事我们知道了，回去吧。”母亲没再多言，拉起我，默默离开。
路上，她对我说：“看懂了吗？我带你来，不是为了寻求解决，而是让你长个见识。以后别指望谁，凡是要靠自己。
北京，这座城市，在我心中留下了复杂的印象。它既有都市的繁华，也保留着街巷的烟火气，吃喝玩乐应有尽有，只是——花销太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