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母亲，生于五十年代，一头扎进了共和国最坚硬的齿轮缝隙。她从小在东北那个万人国企大厂子弟校里长大，耳边是冲床的轰鸣，鼻中是润滑油和铁锈的味道。教室里挂着领袖的像，外面是成排烟囱。那些年，命运像模具一样给人压出一模一样的童年——唯独心是活的。

她心里藏着一把手术刀，立志要做医生。高中进入医大卫校，解剖图谱翻得卷边，解剖刀磨得透亮。可惜书还没读完，历史先动了手。1974年，她被送往通辽农场。风吹麦浪，她在田间做赤脚医生，一边给人治病，一边借着煤油灯啃着了中医、西医、英语和高数。她说：“我要是考不上，那谁还能考上？”那语气不是自负，是血里带着读书人最倔强的求生本能。

1977年，恢复高考。她像一名被命运推上岸的溺水者，攥着全部希望走进考场，几乎把整个人生都押在那张卷子上。但最终，她空手而归。榜上无名，她没有哭闹，只是从此变得沉默，像一扇关上的门，再也没开过。

很多年后，她轻声说过：“可能是被人顶了。”语气平静，像在谈别人的故事。但我听得出，那是一种咽不下的委屈，也是一种明知无用的质疑。那种事，永远没有答案，也没有人负责。它像一枚钉子，钉进她的心里，一辈子没拔出来。

她不是天真，而是太相信规则、相信努力、相信公平。她是那种可以熬夜写满十几本演算纸、读透几百本旧书的人，却最终被时代拦腰斩断，如同一棵在风暴中被砍倒的树，轰然倒下，却无人听见。

我不是因为她是我母亲才信她，而是因为那些证据早已沉默地堆在我童年的角落里：我记得儿时翻开过一本旧医书里面有她儿时做的枫叶标本，那书柜里密密麻麻的旧书，页脚写着中药名、英文注释、高数公式；还有那一摞摞厚厚的演算纸，每一页都像在证明，她曾经，真的准备好了。

她没有选择沉沦。知青返城后，她又考入技工大学，重回那个吞掉她父亲青春的大厂，成为设计处的一员。在成吨钢铁和图纸之间，她凭借设计了十一款运输机相关产品，硬是从一个普通职工熬成了助理工程师。145元一个月，不多，但她活得像把尺子，硬挺、直立。

九十年代，她参与每年二十多种新产品的设计，凭借独立完成十七款运输机方案，终于升为工程师，月薪升到了245元。她最高就做到中级工程师，就戛然而止，那是她职业的顶峰，也是体制为她划定的天花板。

下岗潮汹涌而来时，她没有哭，也没有喊。只是站在那扇锈迹斑斑的厂门外，像一颗被拧松的螺丝钉，被体制无声地弹了出来。她默默提起旧皮包，转身挤进了早已人满为患的市场。她的人生像一场永不结束的补考，只是卷子从未发下，考场早已塌陷。

母亲年少时想做医生，结果一生都在和命运的病灶搏斗。高考落榜，成了工程师，下岗后又成了商人。她的人生像东北的冬天，风雪压断了树枝，但根还在地底下死撑。她用尽一生的力气，和命运拔河，最后只换来一身伤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