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奶奶是那种典型的裹小脚老太太，脚挤得跟半截胡萝卜似的，走两步就疼。她从来不喊疼，脸上也不带一丝表情，就那么一瘸一拐地挪着步。
她眼睛也不好，白内障几十年，整天迷瞪着。她说是年轻时候被鱼咬了眼——说得那样认真，我听着觉得怪，却一句话也不敢问。
她人瘦，骨头硬，像是晒干了的树杈，风一吹都咯吱响。活到八十多岁，从没听她说过“难受”两个字。她不是没事，是从来没觉得说出来能换来什么。
最让我记得影响最深刻的一件事，是我小学那年除夕守岁，在老宅二楼，我们一家人坐在床上，她慢悠悠地讲起她年轻时候怎么来的东北。
那会儿打仗，兵乱马荒的。说是要把老百姓集中起来转移。六辆破卡车，一车挤一堆人。刚出村不远，路边就炸了，炸药埋在雪底下，前面五辆车接二连三翻了，火光一窜天，人喊马叫，车里车外都乱了。
她坐最后一辆，司机是个山东逃荒来的，听了响声吓傻了，死活不敢往前开，转头就往山里绕。最后，就那一辆车躲过了，跑出来了。她说后来是顺着铁路到了另一个市，就在那落了脚，再没走。
她说完了话，就继续低头剥瓜子。瓜子皮落她腿上，她眼不好，剥得慢，她牙不好，吃的慢。一边剥一边嘟囔：“我也不懂为啥那车没炸，反正没炸。”
我听着，心里一阵发麻。那会儿还小，说不清啥感觉，只觉得不对劲。脑子里头一遍一遍想：六辆车，炸了五辆，就她那辆没事——到底是她命硬，还是别人的命薄。从这一刻我明白了是非善恶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事，而是裹着泥、藏着血的混账真相。